2019年，公眾對氣候科學的高度認識，以及對世界各地社區(qū)造成的無數(shù)影響引發(fā)了對聯(lián)合國秘書長所稱的“我們時代的決定性問題”聲勢巨大的討論。

但是，引起我們注意的不僅僅是這類對話的澎湃聲浪。我們的研究表明，人們在明確表達有關氣候的信息和想法時使用的語言有明顯的升級。

相關數(shù)據(jù)

對牛津語料庫（the Oxford Corpus）中收集的語言數(shù)據(jù)的分析顯示，climate emergency一詞的使用迅速上升，從相對默默無聞變?yōu)?019年最突出、最受爭議的一個術語。

在2019年期間，短語climate emergency一詞的使用急速增加，到2019年9月，已經(jīng)是前一年的100多倍。

詞匯climate（氣候）一直是2019年的中心話題，并在一些重要的短語中出現(xiàn)，但climate emergency脫穎而出有很多原因。從統(tǒng)計學上講，這代表了單詞emergency使用的新趨勢。

在2018年，climate通常不會成為前位詞來修飾emergency，而人們所寫的緊急情況中最熱門的類型是health、hospital和family。這些都表明在非常個人的層面存在著嚴重的緊急情況，通常與個人健康相關。單詞emergency也會經(jīng)常出現(xiàn)，如在state of emergency（緊急狀態(tài)）一詞，表示在管轄范圍內(nèi)對緊急情況的一種法律聲明。但是，隨著climate emergency的出現(xiàn)，我們看到了一些新情況，一種將緊急情況擴大到全球范圍的做法，這超越了那些更為典型的用法。

在2019年，climate emergency超過所有其他類型的緊急事件，在有關緊急事件的報道中它以巨大的優(yōu)勢成為報道最多的事件，比第二位的health的使用頻率多三倍多。

查看與climate搭配的對應組合詞的數(shù)據(jù)，climate crisis（氣候危機）和climate action（氣候行動）二者都入選2019年牛津年度詞匯候選名單，它們與climate emergency一起作為本年度最典型用以修飾climate的詞匯，記錄在我們的語料庫中。

這一數(shù)據(jù)意義重大，因為它表明，2019年人們的語言選擇正在發(fā)生越來越大的轉變，這是一種意識上的強化，挑戰(zhàn)眾人的語言使用，以一種全新的嚴肅性和更大的直接性重新組織對“我們時代的決定性問題”的討論。

使用背景

這種語言發(fā)展的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英國《衛(wèi)報》5月份在報道環(huán)境新聞時所做的改變。該報稱更愿意用“climate emergency、crisis或breakdown”來描述氣候變化的廣泛影響，而不僅僅用climate change。這一轉變促使其他媒體重新審視和更新自己在氣候報道方面的政策和方法。

《衛(wèi)報》主編Katharine Viner概述了這些術語的變化，她說：“我們希望確保我們在科學上是精確的，同時也在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上與讀者明確溝通。例如，短語climate change聽起來相當被動和溫和，而科學家們正在討論的是全人類的劫難。”

2019年，有關氣候的科學報道中的語言選擇對這一轉變已經(jīng)產(chǎn)生影響。隨著嚴謹?shù)目茖W分析報告的發(fā)表，如果人們不采取行動，將給世界各社區(qū)帶來各種各樣的后果——例如，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全球變暖1.5oC的特別報告——越來越多的氣候科學家敦促他們的同行，在傳播自己的研究時要“實事求是地說”。

最近發(fā)表在期刊Bio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由來自153個國家11258位科學家聯(lián)合簽名，文章認為“科學家們有道德義務明確警告人類任何災難性威脅”，并通過呈現(xiàn)他們的研究來“清楚和明確地宣布地球正面臨climate emergency?！?/p>

今年政界也采取了類似行動，越來越多的地方和國家司法部門正式宣布進入氣候緊急狀態(tài)。在2019年4月28日，蘇格蘭首席部長Nicola Sturgeon在黨代會講話中代表蘇格蘭政府首次宣布進入國家climate emergency。隨后，英國、葡萄牙、加拿大、法國和阿根廷等國家迅速發(fā)表官方聲明。這一舉動被比喻為將一個國家置于“戰(zhàn)時地位”，表明了將氣候行動作為政府政策核心來應對緊急情況的決心。

反氣候緊急事件

2019年，climate emergency顯著上升的使用也引發(fā)了人們對其作為當前環(huán)境狀況描述價值和有效性的爭論。

在許多管轄區(qū)已經(jīng)宣布氣候緊急事件時，有些地區(qū)反對正式宣布，因為他們擔心這種措辭的強硬會疏遠而不是激勵公眾，而公眾的支持正是預防災難所需的。例如，在加拿大，圭爾夫市議員狹隘地贊成使用“acknowledge a climate crisis”，將動議的措辭從“declare”改為“acknowledge”和“emergency”改為“crisis”，以求找到共識基礎。

對于越來越多有關climate emergency的“善意”聲明所帶來的影響，人們也感到震驚。例如，作家Arundhati Roy在2019年5月Arthur Miller Freedom to Write（《亞瑟?米勒寫作自由》）演講中，她觀察到圍繞氣候變化的詞匯越來越“軍事化”。她對氣候緊急事件的正式化表示擔憂，認為將“排除世界大部分地區(qū)做出決策，將決策直接放回同樣的嫌疑犯的老巢中”——幾十年來忽略氣候變化或從中獲利的權力中心。

雖然有些人承認climate emergency，但仍對語言選擇表示擔憂，但一些科學界人士質疑climate emergency作為一個恰當術語是否有效。例如，一個名為氣候情報基金會的組織在2019年9月氣候行動峰會期間致信聯(lián)合國秘書長，信中認為“不存在氣候緊急事件”。自全球氣候科學權威機構揭穿這封信以來，它就一直因利用爭論而飽受批評；然而，這類爭論還是促使climate emergency一詞的興起和傳播，使之成為2019年最受關注的詞匯之一。